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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位置:首頁 > 時事-追蹤 > 縱橫 > 2006年第6期

        “走這條路才是出路”

        廬 舒 縱橫 瀏覽 1929 次  [2007-12-25] 字號:【  

          2005年10月26日,榮毅仁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從民族資本家榮氏家族的代表,到中信公司的董事長,再到共和國的副主席。
          
           “紅色資本家”
          
          1916年5月1日,榮毅仁出生于江蘇無錫一個著名的工商業家族。其時正是榮家發跡之時,有人說,榮毅仁生逢其時。
          然而,實際的情形并不盡如人意。
          榮毅仁的早年,接受了比較全面的中西方文化的啟蒙教育。1937年夏天,他帶著無限的憧憬從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要像父兄一樣,發展實業,振興家族,救國救民。
          一回到無錫,榮毅仁就按照父親的安排,于7月1日正式出任無錫茂新面粉二廠助理經理。可是上班剛幾天,七七事變就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榮毅仁先后在無錫茂新面粉公司任經理,在上海合豐企業公司任董事,在上海三新銀行任董事、經理,他竭盡全力輔佐父親,慘淡經營,維持著龐大的家族企業。可是,兵荒馬亂的年代榮毅仁振興實業的宏偉計劃難以實現,整個榮氏企業的生存也瀕臨絕境,父親遭綁架,自己也要受到“審判”……這一切使榮毅仁身心憔悴,他常常“抑止不了心底的憤怒”。
          上海解放前夕,榮氏家族的大多數成員與上海的其他資本家一樣,都帶著身家老小,紛紛離開大陸,遷往海外。當時,榮毅仁的妻子和孩子們也去了香港,但榮毅仁并沒有馬上走。是離開還是留下,時年33歲的榮毅仁在猶豫:出去就只能做個任人擺布的“海外寓公”,事業也必須從頭開始;留下來雖然生死難卜,但這里畢竟是自己的祖國,有自己的事業。經過再三考慮,榮毅仁最后作出留在上海的決定,并將妻兒接了回來。
          作為中國民族資本家首戶榮氏家族企業的代表,榮毅仁留在大陸,是令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非常欣慰的。雖然當時的榮毅仁很難談得上對共產黨有多大信任,但其行為的本身卻彰顯出巨大的示范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點越來越突出。
          榮毅仁接手大陸榮氏企業之際,榮氏產業因連年戰火和資金外調已損耗大半,面臨重重困難。共產黨制定了正確的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政策,嚴格區分民族資本與官僚資本,“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從多方面給予了他有力的支持。
          1950年美蔣“二·六”轟炸,上海工商業遭到破壞。榮毅仁的工廠也因為原料、動力、資金等開工不足,發不出工資,勞資關系相當緊張。年關之際,申新紗廠的不少職工圍攻榮家討要薪水,鬧得榮毅仁不敢回家。事情很快匯報到陳毅市長那里,陳毅立即指示潘漢年,要求有關部門盡快做好工人的工作,并從原材料供應和銀行貸款等方面幫助榮毅仁。風波很快平息了,榮毅仁的申新各廠也由此步入正軌,開始從虧損逐漸走向保本并有盈余。
          1950年春末夏初,毛澤東在寓所宴請出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有關人士時,特別邀請了榮毅仁,這是榮毅仁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席間,毛澤東親切的鼓勵使他終身難忘:要為人民做好事,要一貫地做下去,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此后,在毛澤東的動議下,“五反”運動中,榮毅仁由基本守法戶轉劃成完全守法戶。這一劃,政府不僅核定了退賠款657萬元,也增強了榮毅仁跟共產黨走的信心,共產黨“井中救人”,自己也不能讓共產黨失望。
          榮毅仁堅決響應黨和人民政府的號召,在國家發行勝利折實公債時,主動認購了650萬份,支援國家的經濟建設。抗美援朝期間,他捐獻七架半飛機和大量衣物。
          面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大潮,榮毅仁也一度感到彷徨,是毛澤東給他指點了迷津:只要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聯結在一起,個人的命運和前途是可以掌握的,是大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事業是很寬廣的,并且將一天天發展。
          1954年,榮毅仁提出將申新公司公私合營。1956年,率先把全部企業拿出來和國家合營。
          1956年1月10日,毛澤東視察了申新九廠。毛澤東先后到上海幾十次,只視察過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就是申新九廠。
          1957年1月9日,已調任北京的陳毅副總理接受毛澤東的委派,專程回到上海,祝賀榮毅仁當選上海市副市長。這是榮毅仁“紅色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新起點。
          榮毅仁后來在文章中曾談到自己早年的心態:“解放初期,我說過,我贊成共產黨只舉一只手,如果兩只手都舉過來,那是投降。”而現在,顯然已不再是舉幾只手的問題,榮毅仁已深刻地認識到: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是振興中國的惟一出路。他要用自己的雙手全身心地為共產黨服務,為社會主義工作了。
           1959年,在鄧小平的舉薦下,43歲的榮毅仁調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這是鄧小平對他的第一次點將。
           作為中國“棉紗大王”的后代,當此盛年,走上了全國性的行業領導崗位,令榮毅仁豪情滿懷地要實現父輩振興紡織的未竟之志。他和部里的其他部長通力協作,全盤籌劃,采取切實的措施,促進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
          “文革”中,榮毅仁和家人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自己的右手食指被打斷,左眼失明;妻子楊鑒清被打昏死過多次;因患大腦炎而精神有障礙的四女兒智遠也未能幸免。
          榮毅仁的妻子楊鑒清出身名門,是位秀外慧中的賢內助,夫妻二人結婚30年,恩愛有加,據說從未紅過一次臉。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毒打之后,導致腦震蕩,怕見光,幾年起不了床,心中難免失望之極。有一次,楊鑒清情不自禁地抱怨起來:“都是你,解放時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這么多苦。”
          聞聽此言,一向溫文爾雅的榮毅仁卻發起火來,他厲聲說道:“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這里!”他告誡妻子:“我第一是國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記牢。”后來,他對兒子說:“這只是生活中的一點曲折,要堅強,要看實質,挺過去總會有出頭之日的。”
          榮毅仁大學時代的同學經叔平曾深有感觸地說:“‘文革’時榮毅仁被打得一塌糊涂,還去找統戰部,還去找黨,我欽佩他的不動搖。他不是風派人物,不隨風倒。黨信任他,直至委以國家副主席的重任,完全正確。”
          
          中信的“榮老板”
          
          1966年11月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會上,榮毅仁巧遇鄧穎超,鄧穎超向他轉達了周恩來的“你還是有前途的”口信,榮毅仁激動得熱淚盈眶。后來,周恩來多次設法保護他,使他得以逐漸擺脫險境。
          1978年,在葉劍英的舉薦下,榮毅仁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了榮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指出,中國要改革,要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希望黨外人士也都行動起來。
          在充分聽取了榮毅仁等人提出的引進技術、管理和發展金融、貿易等方面的意見后,鄧小平再次點將:
          希望榮毅仁對現在管的事少管一些,擺脫一些社會活動,“出山”來從事祖國經濟建設,圍繞開放、創匯,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點什么別的,減少一些社會活動,闖出一條新路子來。
          鄧小平的高度信任,使榮毅仁在滿頭銀發的花甲之年,爆發出火熱的創業激情,續寫人生的輝煌。
          “文革”已整整耽誤他10年,“10年,整整閑了10年啊!今后,10年要當它20年來干!”回到家里,榮毅仁興奮地同妻子楊鑒清說著。
          干什么呢?
          是像“文革”前那樣,繼續做旅游或電子部的部長,已有中央領導透露過這方面的意思,很顯然,對個人來說,這是一條“陽關大道”。可是,現在國家百廢待興,自己應該直接站在國家經濟建設的前沿,榮毅仁選擇的天平傾向了后者。
          “對外開放需要引進外國資金,需要引進先進技術,國際上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可以拿來為我所用,對,就搞個投資信托公司吧。”

          作出決定后,榮毅仁立即行動起來,一連幾個晚上,他親自起草給中央的報告,當時他還沒有秘書,夫人楊鑒清就當起了“義務秘書”,幫著抄寫。
          2月初,榮毅仁的《建議設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的報告送了上去,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很快批示同意。
          “信托公司”是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采用籌資、融資、發展經貿的一種方式,舊中國的上海曾開辦過“信托公司”之類的機構,主要從事代管財產、執行遺囑、代發股票和公司債券等業務。而國際上通行的信托業務,我國在1949年以后沒有弄過。
          更主要的是,當時的國門剛剛打開,“左”的流毒沒有從根本上肅清,人們的思想意識也一時難以跟上,以資本家身份從事“信托”這一有“濃厚資本主義色彩”的產業,風險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許多人說:“榮毅仁真傻,放著部長不當,卻去搞這有‘風險’的新玩意兒,看來他的苦頭還沒有吃夠!”
          榮毅仁自己也對人戲言:“我是揀了個酸果子。”
          1979年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準“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定為國務院直屬的部級國營企業。主營業務包括接受各地方各部門委托,根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其他法令,引進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設備,共同舉辦合資企業。榮毅仁親自擔任公司的“老板”———董事長。
          7月8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籌辦組成立,搬進了坐落在北京金魚胡同的和平賓館辦公。
          說來頗有深意,就在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籌辦組宣告成立的當天,醞釀多時的中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也同時頒布。那一天的《人民日報》版面相當有氣勢,頭條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下面是國務院批準成立中信公司的消息。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有意為之:中國政府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對中信這一新生事物堅決支持并寄以厚望。
          中信開創時期,條件是很艱苦的。當時,整個公司只租用了和平賓館二、三層的12間客房作為辦公室,榮毅仁自己的辦公室也很小,只有8平方米,直到1980年搬到崇文門賓館,條件才有所改善。
          國家經濟困難,投資一時難以到位,榮毅仁就自己墊借1000萬元先期啟動。
          當時,整個班子只有20人左右,大多是榮毅仁從上海請來的原工商界的故交舊知,他們吃住在賓館,共同籌劃公司的發展。榮毅仁天天坐鎮接待客人,他為公司定下了一個規矩:有客必見,有信必復,有問必答。僅在公司成立的第一年,榮毅仁就親自接待了來自40個國家和地區的客人達4000多人次,國內前來洽談業務的也有3000多人次。
          為了公司的發展,榮毅仁兢兢業業,費盡了心血。從1979年到1993年的14年間,他先后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在中信公司的辦公室里,榮毅仁始終是一位盡職盡責的“老板”,一般情況下,他是早晨8點左右到公司上班,通常要到晚上8點左右才離開辦公室,做不完的工作帶回家是常事,此外還經常出席許多應酬宴會,每天工作的時間大都在12個小時以上。
          初期的發展是相當艱難的,國際信托投資在我國是新生事物,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參照,更主要的是,中信原本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應該按市場規律辦事,但在體制轉軌時期,卻只能萬事委曲求全,在各種摩擦中求生存、求發展。榮毅仁在親手制定的中信公司章程《總則》里寫道:“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營管理。”榮毅仁后來說,中信公司是以市場經濟為宗旨,但在當時卻不能提市場經濟,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但榮毅仁并沒有被這些所難倒,在鄧小平和中央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他以頑強的毅力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勇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帶領中信的一班人,堅持不懈探索,大膽創新。
          首次發行海外債券。80年代初期,國家22項重點工程中的大項目之一———江蘇儀征化纖一期工程,因資金不足,準備下馬。而中國當時急需化纖產品,這個項目一旦下馬,損失將難以預料。紡織部找榮毅仁尋求幫助,經過慎重研究,榮毅仁最后拍板:向海外發行債券。今天各種企業債券紛紛上市,人們對此已習以為常,而在當時,榮毅仁的這一舉動,卻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習慣于“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封閉式思維的人們,對此很難理解。一些思想較為保守的人,也不贊同債券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貸款和進出口貸款,說榮毅仁是在干一件賠錢買賣。但榮毅仁頂住壓力,運籌帷幄,順利地完成了這“驚險的一跳”。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發行了100億日元的債券。事實勝于雄辯,如今儀征化纖廠以突出的效益證明榮毅仁的選擇是正確的。隨著這種“借雞下蛋”的“儀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發行債券的舉動迅速為其他企業所效法。后來,中信還在日本、香港、德國、新加坡等地發行了10次以上不同幣種的債券。
          大膽開拓租賃業務。1981年,中信與北京機電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籌建租賃公司,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兩家出租汽車公司從日本租賃汽車各200輛,中信公司幫助出租車公司解決外匯問題,汽車公司則付人民幣。盡管在實施這一計劃時,有些人指責這是變相進口,但在不到兩年時間,兩家出租公司所租賃來的汽車就賺回了所付的全部資金。自此以后,租賃業務在中信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成為其重要的業務系統,先后成立了中國租賃有限公司、中國東方租賃有限公司、中信實業銀行租賃部等。
          成功收購香港公司股份,這是榮毅仁最值得稱道的大手筆。1987年,中信收購香港國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開創了我國收購外國公司部分股權的先河。其后,中信又收購港龍航空38.3%的股權。1989年,中信再次準備用100億港元收購香港電訊公司20%的股權,卻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有人“上綱上線”,說這是在幫助英國人抽走資金,給中信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一時間非常緊張。本來,收購股權作為一種投資方式,是由投資方參與進去當“老板”,是市場經濟的一種高級形態。穩妥的公用事業股權是搶手貨,人們爭之不得,豈能坐失良機。關鍵時期,鄧小平出來說話:“中信在香港籌資,只要國家不提供擔保,由他們搞去好了。”一語千斤重,中信抓住良機,大膽出擊。憑著良好的信譽,中信不要國家一分錢,也不用國家銀行擔保,在當地融資解決80億港元,20億港元則是動用集團內部資金,成功地完成了收購。這一驚人的舉動,被英國《世界金融》雜志譽為當年最佳融資項目。隨后,中信又收購了泰富上市公司并注資改名為中信泰富。1997年,由中信泰富籌資162.5億港元,收購了香港中華電力20%的股份。這一連串的大動作,引起了香港媒體的一片驚呼:榮毅仁“收購香港”。
          中信公司還第一個經營房地產業務,第一個開展國際經濟咨詢業務,第一個涉足國際商用衛星通信事業……
          榮毅仁和中信的觸角伸向了各個領域,在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他們的探索和成就受到中央和鄧小平的充分肯定。1984年10月,在中信成立五周年的紀念日,鄧小平親筆為公司題詞:“勇于創新,多作貢獻。”
          等到榮毅仁卸任時,中信公司已經由最初不足20人發展到3萬多人,擁有中信實業銀行等13家直屬公司和許多子公司,總資產超過800多億人民幣。中信“CITIC”的標徽在海內外許多城市都清晰可見。今天的中信,更是已成為擁有總資產7000億元、凈資產483億元的大型企業集團,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正面的形象意義”
          
          1979年以后,榮毅仁經歷了人生兩個不尋常的春天。1979年春,他受命“出山”,組建中外矚目的中信公司。1993年春,他當選為國家副主席,步入了人生的一個新境界。
          1993年3月27日,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榮毅仁當選為國家副主席。消息傳出后,很多人都發出了由衷的感嘆。對于榮氏家族的400位成員來說,這是令人振奮的好消息。榮毅仁在德國的侄女榮智美說:“我四叔很幸運,他有他的信仰,一個人按照自己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實現,今天他實現了。”“我最佩服的,他經過磨難,這些居然在他身上無影無蹤。”
          當時香港一家傳媒發表評論:“榮老板的一生頗富傳奇色彩,無疑這一章是他達至巔峰的時刻”,“這對中共進一步改革開放和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有正面的形象意義。”
          澳大利亞《時代報》也指出:任命榮毅仁為國家副主席,“顯然是在向世界表明,這個領導班子將致力于市場經濟和繼續開放經濟。”
          “具有深邃的歷史洞察力,以至于在每個歷史的重要關頭都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以歷史出身,投身商界,對歷史現象具備洞察力和穿透力,最終促使其走向成功。”這是人民大學教授馬克鋒的結論,而這正是榮毅仁的睿智所在。
          在國家副主席5年任期之內,榮毅仁依然以自己獨特的身份、地位和才干,繼續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作出貢獻。由于一直從事經濟工作,榮毅仁還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家的經濟建設方面。他通過深入調查,了解情況,對國家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重大決策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常常以談話、書面等方式,及時向中央或有關部門提出自己的意見。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同志十分重視他的建議,經常和他“像娘家人似的”交換意見,還特別委派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秘書長的曾培炎定期聽取他的意見。
          作為國家副主席,榮毅仁還經常出席各種重要國務活動,會見外國領導人和重要的外交使節,他曾先后出訪美國、英國、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緬甸等國家,與不少國家的領導人和實業界知名人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98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完成換屆選舉后,榮毅仁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過上了平淡而低調的平民生活。
          榮毅仁走了,這位對發展我國民族工業有功的榮氏家族的代表,這位可敬又可親的“榮老板”,這位共和國的副主席,就這樣靜靜地走了,但人們是“不會忘記他的”,他的影子仍然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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